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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大最早源于1904年4月23日成立的中华大学联合运动会（Chin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其由徐家汇的南洋、苏州的东吴、上海老城厢的华英和圣约翰四校发起，每年按季举行足球、网球、田径赛的校际比赛。到了1914年5月15日，由东吴大学教授司马德（R.D.Smart）发起，扩大上述之会，而有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的组织，重组后的华东体联中，有南洋、圣约翰、沪江、东吴、之江、金陵共六校。1920年，复旦大学和东南大学也加入该会，于是有东方八大学之目，联盟名也正式改为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复旦的加入，在当时也颇有意义，其他七校不是国立如东南、南洋，便是教会大学，复旦是其中唯一的私立大学，意味着私立大学对于体育教育的关注开始加大。

　　大部分公开资料记载李惠堂1926年被复旦聘请为足球教练，甚至还说任体育系主任。其实他既不是1926年才来复旦，也不是所谓体育系主任。南华队澳洲之行结束后的1925年，李惠堂便来沪加盟上海乐群队，并很快与复旦取得联系。1925年12月4日《申报》有一则《乐群与复旦明日比赛足球》报道载，复旦足球队当时已非常强劲，但由于前述的八大学运动会自身出现问题，是年不得已退赛。但与中西各强队比赛，每战必胜，从未失败一次。甚至，复旦队刚战胜代表日本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的关西足球队，又赢了一个5∶0。之后报道第一次提到复旦聘任李惠堂的消息：该队近聘远东足球界明星李惠堂君，为名誉教练，指导一切，成绩益见优良。5日下午，复旦就要跟李惠堂的老东家在中华棒球场来一场友谊赛。如此则李惠堂1925年底前，便已加盟复旦足球队，并率队打过比赛，时年年仅20岁。

　　顺便提下李惠堂的母队乐华队经常比赛的那个体育场中华棒球场，与今天的复旦也有些许渊源。这个体育场在时法租界越界筑路区域，大约是今天交通大学医学院（原震旦大学）以东的一片，是当年上海最好的体育场馆之一，举办了诸如前述江南大学体协第一届运动会等一系列重大运动会，是上海体育竞赛的中心体育场。但这块地属于洛氏基金会，到1933年5月，洛氏基金会发出迁移通知，中华棒球场就此成为历史。洛氏基金会一开始打算将此地捐给一位医学教育家开办现代医学中心：建医学院与附属医院，但最终因为过于毗邻法国天主教的广慈医院与震旦医学院，被法租界当局否定。那所医学院最终选择去到枫林桥南岸，那就是著名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说服洛氏基金会捐地的人就是上医的创院院长颜福庆。

　　1929年春，复旦足球队第一次下南洋募款，1929年3月21日《申报》登载《复旦足球队首途南征》的报道：复旦大学足球队去年曾得上海中华足球会锦标，现为该校前往南洋作募捐之宣传，于本月二十日，乘约翰生总统号前赴新加坡。一周后，船才到马尼拉，之后还先打过一场友谊比赛。同年4月11日的报道《复旦足球队南征胜利之第一声》：现得该队来电，谓于二十六日晨抵小吕宋，备受侨胞之欢迎。并在马拿呷（Malacca）与该地‘中华足球队’作友谊比赛，以五对二得胜。现赴新加坡等处比赛。小吕宋即菲律宾马尼拉，马拿呷为马来西亚马六甲，两地相隔颇远，或为航路先经过马尼拉，再至马六甲。这场与中华足球队的友谊赛可能也是计划外的，因他们此行主要目的地是新加坡。在新加坡，复旦队首战新加坡华侨队，地点在马婆展览会旧址足球场，两队打了个0∶0，几天后与英兵队打了一场，1∶4告负。

　　新加坡本地的《南洋商报》《海峡时报》等中英文报纸对复旦足球队来访热情报道。这一次复旦大学的筹款活动在新加坡本地的接待人是新加坡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福建巨贾胡文虎（1882—1954），他也是著名的虎标万金油的老板。民国时期，南洋华侨对复旦办学给予了很大支持，其间复旦与南洋的互动可谓非常密切。复旦初创时，最重要的办学支持来自淮军系及其周边的改革派，因马相伯家族曾与淮军及其领袖李鸿章关系密切，复旦创校吴淞、迁校无锡及复校徐家汇李公祠，无不得到淮军袍泽的关照。而早期校内师生也多晚清新式读书人的色彩，其中闽赣籍改良派如严复、陈三立等群体成为复旦的中坚力量。1913年李登辉执掌复旦后，迅速吸纳粤籍及南洋力量加入复旦，王宠惠（虎门）一度任教务长、孙中山（香山）、唐绍仪（香山）任校董，为复旦聚拢不少南洋资源，李校长更是在1918年亲赴南洋募集新建校园的善款。其中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南海）与中南银行黄奕住（同安）都为江湾的复旦新校区捐资建楼。而1924年起，李校长多次来到新马地区，募集华侨捐赠维持学校运转。整个南洋世界全力支持办学的近代高等院校，除了著名的厦门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外，当时的复旦大学同样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