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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即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直指其线下门店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同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美宜佳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这几场约谈看似分散，实则同出一源——约谈制度。在约谈制度的整体图景中，市场监管是应用最密集、类型最丰富、制度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

　　一场“没有牙齿”的谈话，何以成为市场监管的利器？其法律依据何在？近年来的实践又积累了哪些成功经验？我们有必要穿越新闻的表层信息，去理解其法律逻辑、运行机制和治理意涵。

　　约谈并非凭空而来。追溯其制度谱系，它根植于我国行政法治中“柔性行政”理念的土壤。传统行政行为以许可、处罚、强制为代表，呈现单向的“命令—服从”模式。随着公共治理日益复杂化，刚性手段的高成本、对抗性和僵化性等局限逐渐显露，行政指导、行政约谈等柔性方式逐渐兴起，试图在管理与协商之间实现一种更具弹性的平衡。

　　约谈制度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审计监督实践，1988年审计署发布的相关规定中已使用“约谈”一词。在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层面，原国土资源部、国务院安委会等在2007年至2011年间，分别建立了针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约谈制度。在法律层面，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将责任约谈纳入其中，标志着约谈进入基础性法律制度范畴。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消除隐患。责任约谈情况和整改情况应当纳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未及时发现食品安全系统性风险，未及时消除监督管理区域内的食品安全隐患的，本级人民政府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地方人民政府未履行食品安全职责，未及时消除区域性重大食品安全隐患的，上级人民政府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被约谈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整改。责任约谈情况和整改情况应当纳入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评议、考核记录。”

　　同样在2015年，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提出，推广“行政约谈等非强制执法手段”，约谈自此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普遍性要求。2016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履行网络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中，发现网络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或者发生安全事件的，可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该网络的运营者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电子商务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相继纳入约谈条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二十部法律、数十部行政法规和大量部门规章规定了约谈制度。

　　从法律性质上审视，约谈恰好处在行政指导与行政调查之间，它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却往往是后续强制措施的前奏；它表面上是一场“谈话”，却被赋予制度化的程序要求和不可忽视的行为压力。这种独特的中间性，正是约谈制度弹性的来源。

　　约谈，是执法机关在行使调查权并在决定是否升级为行政处罚前，依据法律原则所采取的一种非正式、预防性的执法手段。它源于法律赋权，受法律程序的约束，并以法律的强制力为最终保障。市场监管领域的约谈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日益完备的法律法规支撑。

　　在法律层面，食品安全领域是最早建立责任约谈制度的领域之一。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为责任约谈提供了直接的法律授权。2026年6月15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山姆总部的约谈，正是依据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规开展的。

　　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监督检查情况，应当采取告诫、约谈、限期整改以及暂停生产、销售、使用、进口等措施，并及时公布检查处理结果。

　　反垄断领域是约谈制度运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规定了调查权、制止垄断行为的决定权以及行政处罚权，为约谈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市场监管总局于2023年印发《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约谈工作指引》，明确了约谈的对象、程序和效力。该指引指出，约谈是指反垄断执法机构约见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规定，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指出涉嫌违法问题，听取情况说明，要求其提出改进措施，引导其主动消除相关竞争限制，并跟踪执行效果的执法措施。

　　2023年，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建立反垄断“三书一函”制度，即《约谈通知书》《立案调查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营主体）/行政建议书（行政机关）》和《提醒敦促函》。2025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市场监管部门通过运用反垄断“三书一函”制度，采取梯次性监管措施，实现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稳定货车司机群体就业、回应社会关切的多重效果。

　　自2025年10月15日起，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此次修订，新增了约谈规定：经营者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对其有关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其说明情况、提出改进措施。这一制度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帮助经营者更好理解和遵守监管要求，切实降低合规成本和处罚风险。

　　行政法规层面，2024年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同样引入了约谈机制。该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起草单位未依照本条例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督促，逾期仍未整改的，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其负责人进行约谈。”这一规定将约谈延伸至对政策制定机关的监督，拓宽了约谈制度的适用领域。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细化了约谈的触发情形，明确将多次抽检不合格、引发重大舆情等纳入启动条件，并规定约谈情况与整改结果须记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规也赋予主管部门约谈或告诫的权限。

　　部门规章层面，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约谈通知、人员要求、记录签字到整改报告、回访检查，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程序闭环。这套规范体系使得市场监管约谈稳步升级为制度化的治理工具，各类约谈的启动条件、实施程序和后续处置均有据可依。

　　综观上述法律规定，市场监管领域的约谈制度已形成“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多层次规范体系，覆盖食品安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公平竞争审查等多个重要领域，为约谈的规范化、制度化运行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约谈到底有没有法律约束力？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需要从直接效力与间接效果两个层面来审视和寻找答案。

　　在直接法律效力层面，多数约谈条款并未赋予监管部门直接的强制权力。被约谈者不配合约谈、不落实整改，一般不构成独立的违法行为，也不会直接导致行政处罚。从这个意义上说，约谈确如一些评论所言，“没有牙齿”——它没有行政强制措施的即时执行力，也不具备行政处罚的惩戒性。然而，正是这种“非强制性”与“协商性”的特质，反而使其更易为行政相对人所接受。

　　但是，约谈的威慑力，恰恰藏在看似温和的谈话背后。一旦被约谈，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约谈和整改情况须纳入信用档案，这会影响企业信贷、招标、上市等商业活动。约谈信息公开，本身即构成声誉制裁，通过舆论压力倒逼整改。约谈后整改不力，则可能被视为后续行政处罚中认定“情节严重”的考量因素。这些“软约束”机制相互叠加，编织成一张严密的网——法律上不具有强制力，实践中却处处是压力。

　　从政府规制理论看，约谈处在执法金字塔的底部：成本低、对抗性弱，却能为后续更严厉的措施奠定基础。它可以及时干预潜在违法行为，防患于未然。约谈没有利齿，却暗藏锋芒。温和的谈话背后，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让一场“没有牙齿”的谈话，拥有不容小觑的治理效能。

　　梯次监管，刚柔并济。反垄断“三书一函”制度构建了从提醒敦促、约谈到立案调查的梯次监管体系。约谈处于中间环节，既非单纯的柔性劝导，也非一步到位的强硬处罚，而是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与告诫，督促企业主动纠偏。这种梯次设计使监管措施的强度与违法程度精准匹配，是“宽严相济、过罚相当”原则的具体体现。2025年，市场监管系统在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中制发提醒敦促函2951件、约谈通知书268件，充分体现了运用并强化梯次性监管理念的成效。

　　精准约谈，靶向施策。成功的约谈往往具有明确的针对性，直指具体问题病灶。无论是山姆长期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外卖平台的恶性补贴大战、货拉拉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和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垄断行为，还是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约谈都紧扣具体违法违规风险点，要求企业提出指向清晰、可验证的针对性改进措施。

　　约谈整改，闭环管理。约谈不是“一谈了事”，在有的领域被约谈方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将改进措施以书面形式上报。对于逾期未整改、整改不到位或者整改后再次出现问题的，则依法采取立案调查等措施。这种“约谈—承诺—整改—核查—处置”的闭环管理，确保了约谈实效。市场监管总局在约谈货拉拉后，持续督导其全面落实整改要求，并于2026年6月18日公布了货拉拉的整改情况。

　　公开透明，强化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总局在约谈货拉拉、外卖平台、山姆等案例中，注重公开约谈信息，强化社会监督。约谈情况的公开，会形成舆论压力，倒逼企业认真整改，也切实提升了监管行为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跨部门协同，形成监管合力。在涉及多部门职责的领域，市场监管总局注重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约谈。例如，约谈外卖平台时会同会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等多部门；约谈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时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这种跨部门协同，有效整合了监管资源，让约谈制度从“单点提醒”升级为“系统治理”的抓手。

　　从食品安全，到反垄断，再到反不正当竞争，市场监管领域的约谈制度已走过从实践探索到立法确认、从分散规定到体系构建的发展历程。这一制度在市场监管实践中运用，并彰显出独特的实践价值。

　　约谈之所以能在市场监管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其契合现代监管理念的转型需求。约谈的导向不是惩罚，而是引导企业合规。它以沟通为特征，聚焦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在传统“命令—服从”型监管模式外，提供了一种更灵活、更高效、更注重预防的监管方式。

　　当然，约谈制度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例如，约谈的程序规范、约谈与后续执法的衔接、约谈信息的公开标准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但毋庸置疑的是，约谈已成为市场监管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件。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背景下，这套刚柔并济的制度必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场“没有牙齿”的谈话，何以成为市场监管利器？这篇报道给出了答案：约谈之效，不在强制，而在沟通——靠的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让企业心服口服地主动纠偏。不靠罚款，不靠惩戒，一场谈话便能达到治理目的，体现了上善若水的监管智慧。

　　约谈不是放水，而是给企业留出主动改正的空间；它不是弱化执法力度，而是让执法更具弹性和预防性的温度。这种刚柔并济的逻辑，既降低了行政成本，也减少了社会矛盾，体现了法治政府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的转型。

　　对企业而言，约谈是一面镜子，照见问题，也照见信任。对市场监管部门而言，约谈是一把尺子，衡量违法程度，也衡量监管智慧。当“谈话”被赋予程序、标准与闭环，它便不再是轻飘飘的提醒，而是一场严肃的“制度对话”，也是市场监管现代化治理制度精细化、法治化的生动注脚。